如果美国不顾关于汇率的基本判断原则，坚持通过“立法”方式“操纵”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中国也大可效仿此法，通过人大立法的方式，要求相关部门每年针对美国滥发货币对全球汇率产生实质性的操纵行为做出全面评估，人大依照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
 　　美国参议院10月3日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人民币，但外界普遍认为，该提案主要意在推动国会立法，敦促政府部门以“人民币被低估”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反补贴关税。过去几年一直上演着同类闹剧。不过通常国会唱黑脸，政府唱红脸，这次不但参议院程序性通过了预案，且白宫表示支持提案，闹剧升级了。美国这种国内立法干预正常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做法也非首次。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外贸形势和外部环境已有了大变化，美国应尊重国际游戏规则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合理评估。
 　　近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贸易平衡。实际上自2005年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下降，2010年已下降至名义GDP的3％以下，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为2.8%，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降至1.4%，已处在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在内需占GDP比重不断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趋势下，顺差占GDP比重继续逐年下降已成趋势。中国的加工贸易比较优势仍然存在，3％以下的贸易顺差应属正常，中国进出口贸易已趋平衡，顺差水平已与汇率水平相符。继续以顺差过大强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低估道理不够充分。
 　　据美国经济研究中国协会理事会成员何伟文的研究，以双边贸易平均增长水平比较，从1997年到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平均增长了443.4％，大大高于美国对全球除中国以外的53.7％的平均出口增长水平，这个事实很难让人民币低估的观点成立。
 　　人民币升值的“外汇储备大增论”根本是美元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也是人民币被低估的原因，只要人民币升值资本就会停止流入。这个观点的误区在于忽略了一个全球经济适度双边失衡，主权储备货币发行规模合理，全球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重要前提假设。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国自2001年起实施超常规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来，在伯南克坐在直升机上发钞票的拯救行动带来货币泛滥的国际大环境下，这个结论不成立。中国外汇储备2004年起大幅增长，每年都有数百亿资本项下的热钱流入。外储积累不全是贸易顺差所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已升值20％，顺差规模逐渐减少，而外储仍不断增加，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导致外储增加非常显著。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储备增加同步，与2001年以来的美元的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形势完全一致。所以，热钱流入不完全是人民币币值低估，也不是升值能遏制的，与美元过量发行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投机资本增加产生的无孔不入的全球性逐利行为有直接关系。去年以来新兴市场包括中国的资本流入再次大幅增加，源于美元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钞票印发已是全球共识。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投机资本无孔不入的无序的大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是被动的，以外汇储备增加推动本币升值，是让新兴市场国家为主权储备货币的毫无货币纪律的行为埋单。
 　　事实上，均衡汇率也不是由对外贸易和资本的单边平衡决定的。理论上来说，均衡汇率是既要平衡外部也要平衡内部的均衡货币价格。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低估高估不能仅看顺差和外汇储备等外部不平衡的因素，还要考虑内部财政债务和通胀水平的不平衡因素。国内显性财政债务占GDP的40％在国际安全线以下，但隐性债务风险增长不容忽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社会保障体系缺口，银行隐性坏账，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财政负担。财政债务风险的增加是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另外，国内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许多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阶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一定水平的通胀可能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常态。因此，考虑购买力评价（PPP）实际是考虑价格水平因素决定的均衡汇率，在人民币已升值25％和未来可能需承受5％左右的通胀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已趋于均衡状态了。
 　　另外，人民币兑美元均衡汇率不应由投机需求决定。人民币被低估的判断往往来自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NDF）市场的所谓“升值预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均衡汇率应由贸易和服务外汇支付的“市场”需求决定。而NDF市场是纯粹货币交易的投机套利 “市场”，非国际贸易理论强调的进出口支付需求的市场。人民币均衡汇率不应被投机性货币交易行为扭曲。 NDR的“预期”是人民币投机行为的价格预期，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价格预期，怎么能成为判断人民币低估高估的标准？
 　　何伟文的研究显示，部分关于中美贸易的报告基于“所有出口都创造就业，进口会导致工作机会流失”的假设有误，因为生产率增长较快，贸易顺差也会流失工作机会，而进口也会创造就业机会。例如， 2001年到2008年，美国航空业出口增长63.1％，就业机会减少1.4％。再如，2010年美国玩具零售业共有员工14.07万人，中国进口玩具占零售消费量的84.62％，为美国玩具零售业创造了11.906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国会拿汇率操纵说事也没有理论根据。没有经济和贸易理论证明什么是最佳汇率体制。全球并不存在统一的最佳汇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规定，各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汇率形成机制，不能说选择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所谓不被操纵的“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要特别注意是什么“市场”。如果说人民币要以投机性的货币交易为主的“市场”作为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才不被认定为“汇率操纵”，那实际上是对以贸易支付供求为主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基本理论的破坏。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选择资本管制和汇率干预的政策应对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输入性通胀，就其背后的原因，美联储操纵货币发行、实施肆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根本原因，也就是美联储操纵了全球汇率。至于中国是选择固定汇率形成机制，还是管理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要根据中国经济实情而定。
 　　如果美国不顾这些国际贸易中关于汇率的基本判断原则，坚持通过“立法”方式“操纵”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中国也可效仿美国，通过人大立法的方式，要求相关部门每年针对美国滥发货币对全球汇率产生实质性的操纵行为做出全面评估，人大依照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或许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变被动为主动，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贸易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发挥积极作用。
 　　（2011-10-10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