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亟需告别“稳增长”“保增长”的危机思维，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硬道理重新认识和定位。新常态经济不要求稳要求变，应顺应规律，向从需求面到供给面的全面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方向求变，向适应新常态的新结构新增长力的制度性改革的方向求变，打造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从容迎接新常态的洗礼。

■领导层近期的决定展示了高度尊重规律的科学发展观。“优先改革”的决定是从GDP增长的发展硬道理向经济制度的改革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道理的转换，是“旧常态”发展理念向“新常态”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稳增长”、“保增长”的危机思路向“常态”思路的转变。

■“优先改革”的决定与十八大全面改革决定是完全一致的。新结构转变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制度性障碍，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这决定了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创新。新常态倒逼增长方式的转变，倒逼着三次产业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倒逼着要素投入的重新组合，倒逼制度性改变。只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主动性，新的生产力就会在新的制度中释放出来。

有报道称，领导层认为年底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推进改革，优先于出台刺激增长措施，并接受了经济增幅可能低于7.5%的目标的现实。我们亟需告别“稳增长”、“保增长”的危机思维，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硬道理重新认识和定位。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对于伴随新阶段的新常态发展的认知，不少人还一直停留在各种“旧常态”思维范畴，围绕经济增长零点几个百分点的上上下下纠缠了好几年，印钞票“稳增长”的“预期”也一直如影随形。但是我们注意到，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不论是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等宏观数据，还是反映企业层面形势的PMI综合和分类指标，都呈现相当的平稳态势，并未像那些几年前就开始纠结零点几个百分点变化分析预期的那样，出现大幅下滑、硬着陆甚至危机式的崩溃。

为什么所谓“主流”分析会屡判屡错？我们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延续了危机的思维方式。危机时期形势变化很快，整体市场非常敏感，所以基本经济数据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很可能携带了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信息，或者引发心理恐慌，加剧经济的大起大落。但是现在显然不能说是危机状态，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很可能是受季节因素的影响或者自然灾害或者一些偶发事件的影响带来的正常波动。如果把正常波动误判为大起大落的危机变化，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其次，是利益导向。危言耸听的形势判断的目的是推动危机刺激政策，最主要的是推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流动性的推动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最大力量。凡能从资产价格泡沫中获利的行业，都愿意接受“经济硬着陆”、“大幅下滑”和“有下行压力”的形势判断，并且更期待“恐跌”挟持新的刺激政策的出台。年复一年的“崩溃论”符合一些群体的利益，尽管屡判屡错仍然“合声甚高合者不少”。第三，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对“新常态经济”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我们认为，是到了认知纠偏的时候了。不走出对新常态的认识误区，没完没了地在每个月数据的正常波动上做文章，把常态形势当作危机形势，陷主流形势判断与政策预期于短期误判之中，可能错失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认为，新常态是经济规律的必然，只有尊重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

新常态有四大特点

实际上新常态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对新常态的认识需要从三年来新常态显示的新特点开始。我们认为，新常态有四大特点。

第一是新的增长速度。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三十年起伏幅度较大的平均近两位数的增长，进入了更平稳的一位数增长的时代。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了7.5%左右的平稳增长。

根据经济学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的理论，没有大规模失业的增长率是均衡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概念接近并具有一定阶段性的稳定性。三年来伴随7.5%左右的经济增长就业率显示了持续的平稳，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合理增长水平应该在7%-8%区间内。只要就业形势没有大幅变化，7.5%还是7.4%、7.3%都是合理的增长水平。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增长结构的不断改变，合理的增长区间会呈现6%-7%、5%-6%的规律性变化。

第二是新的增长条件和环境。“旧常态”下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制造业成本优势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是新的思维方式。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和一些国家发展的实践过程证明，新常态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领导层近期释放的信号说明，我们正在摆脱危机思维，将从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认识新常态面对的所有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经济增长从高速逐渐放缓，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变化。法国和许多欧洲国家1980年代初就出现老龄化带来的增速变化，日本1990年代出现明显的增速变化，危机是助降因素，人口因素早已显现。美国在婴儿潮提供的劳动力高峰后也出现刘易斯拐点，韩国也在21世纪初出现同样规律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减少的阶段，增长速度的改变与发展规律一致。

新常态下的一些变化也符合经济规律。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改变和资源约束加剧，劳动密集行业资源密集行业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行业转化；国际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受国际贸易总量增长的约束本国贸易增长放缓，等等，都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变化一致。

符合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变化不存在“好”和“不好”的价值判断，也不存在“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主观臆断，符合经济规律就是合理的、正常的。所以我们认为，“新常态”的变化是趋势性、长期性和不可逆转，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规律。

关于“三期叠加”导致增速放缓的观点与必经阶段的规律性变化的分析是相背离的。按照“规律性变化”的观点，“换挡”不是增速变化的原因，“换挡”是规律所致，不是主动操作得了的。“换挡”的误导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可以让增长慢下来，当然可以让它快上去。转型是新常态下新增长动力需求推动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向适合新常态的方向转变，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正面效应。转型并非是负能量，不应该成为所谓下行的压力。至于刺激政策的调整期的说法也不完全有道理。因为没有刺激政策，按照经济规律增长速度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规律性的变化并不以有没有刺激政策而转移。而且危机时期的刺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反而是把危机政策常态化，才是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最大风险之一。

“三期叠加”是增速放缓的原因的观点忽略了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误导对新常态的认识是短期的，暂时的，增速变化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刺激政策“恢复”和“企稳”的。这实际上是危机思维的延续，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惯性思维，也迎合了GDP挂帅业绩至上和一些行业利益导向的思维方式，不利于经济按照新常态的基本规律更市场化地发展。

第四是新的发展理念。领导层近期的决定展示了高度尊重规律的科学发展观。“优先改革”的决定是从GDP增长的发展硬道理向经济制度的改革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道理的转换，是“旧常态”发展理念向“新常态”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稳增长”“保增长”的危机思路向“常态”思路的转变。“新常态”不是危机时期，刺激政策是危机政策，新常态阶段的发展靠危机政策的常态化来刺激，不但成本极高，后遗症也极大。更重要的是，任何短期的政策调控是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的。近期货币工具的不断创新，应该与近期资本流入态势的改变，取代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发行，满足正常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有关。货币政策是否转向要从年度指标判断，纠结于月度指标小幅变化来判断货币政策的取向是常识性的错误。

新结构调整已经在路上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要坚持既定的基本原则，宏观调控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保底，要正视新常态下增长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摒弃急功近利的在多次拯救危机时形成的用短期刺激来保增长的危机思维和习惯思维，要通过改革、创新，通过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着力打造新常态下的新比较优势、新的全球竞争力和新的增长动力，这才是推动新常态下的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硬道理。

新常态的第二个特点已经显示，现在与前三十年相比，我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这个特点的清楚认识，明确地提示我们，新常态需要新发展动力，要从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从高投资转向较高消费和合理投资的内需结构；从以二产为主转向二、三产并进，从低附加值转向较高附加值领域；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转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行业。只要经济和产业结构积极主动向适应新常态的方向逐渐调整，新常态就是我们经济持续发展的难得的新的战略机遇期。

实际上，新结构调整已经在路上。宏观层面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超过投资占比，尽管投资一直保持平均19%左右的增长。

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政府收入增长下降，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尽管经济增长率下降，但消费增长稳定，2013年消费总量超过24万亿。消费结构也在变化。消费增长从生活必需品向高端消费品转变，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增加。

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不断催生新的业态，新的生产结构。互联网电商、移动通讯、物联网、现代物流、大数据分析、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等等，与高科技进步同步的领域正在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与过剩产能调整同步的新产业结构正在形成，与高污染能源结构改变同步的新能源结构正在发展。服务业、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内需消费扩展的不断扩张，新常态下的比较优势也正在变化中。

新的增长动力将在增长方式转型中被释放，新的比较优势将在结构调整中形成，新的发展机遇正向我们扑面而来。

新常态下的发展

必须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创新

“优先改革”的决定与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完全一致的。新结构转变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制度性障碍，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这决定了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创新。新常态倒逼增长方式的转变，倒逼着三次产业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倒逼着要素投入的重新组合，倒逼制度性改变，只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主动，新的生产力就会在新的制度中释放出来。

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正在推动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

新业态的产生正在推动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创新机制的改革将释放更大的新的生产力。

市场配置资源正在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能大大提高国企、民企的竞争力，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城镇化发展将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将突破农业生产率和土地要素的瓶颈，将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更大的步伐。

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移，民营经济将显现更大的活力。

我们必须正视新常态变化带来的新的巨大挑战，不要求稳要求变，顺应规律，向从需求面到供给面的全面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方向求变，向适应新常态的新结构新增长力的制度性改革的方向求变，打造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从容迎接新常态的洗礼，争取2020年在新的结构新的增长方式下跨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