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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能把顺序倒过来。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今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今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响热钱流入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今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今年经济增长2.4%,通胀水平预期增长1.2%,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今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去年中国农村8.5%,城市9.3%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本文发表于2010-05-17《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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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蕾

左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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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1992年8月,获得美国伊里诺依大学(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博士学位( 国际金融, 经济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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